两个不被看好的体育迷
策划的一场电影反击
邓超、俞白眉,他们二人身兼数职,是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身份——“体育迷”。
“我们俩在一起好像除了电影聊的最多的就是体育。我们一起打篮球,一起看各种各样的比赛。”这两个体育迷碰在了一起,想的就是“有生之年,我们一定会拍一部体育电影”。
俞白眉与乒乓球结缘,还要从他的父亲说起。“我爸是个超级乒乓球迷,之前还拿过我们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的男子双打冠军。所以他现在都快80了,但是不管到哪儿都带上乒乓球拍每天打两小时。我肯定也受他的影响,因此对乒乓球比较了解。”
而另一个重要的机缘,则是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据俞白眉透露,主演阿米尔·汗在电影开拍前曾与他见过面,当时他惊讶于阿米尔·汗胖了非常多,那时他便得知了《摔跤吧!爸爸》即将开拍的消息。
过了1、2年之后,《摔跤吧!爸爸》来到中国宣传,俞白眉又去支持捧场。那时候阿米尔·汗已经瘦了回去,而他在电影里面的精彩表演同样带给俞白眉很大的震撼。“我看到电影非常喜欢,喜欢的同时心里又想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拍出这么好看的体育电影?”
正巧这时,拒绝过多次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项目组又发来邀请。俞白眉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他简单说明情况后,只听父亲回了一句“真的”?
这一句饱含期待的“真的”,让俞白眉接收到父亲的暗示,也坚定了自己拍摄的决心。
导演俞白眉。受访者供图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海报上有一句标语:献给每一个不被看好的人。这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乒男队所处的状态,同时也与邓超、俞白眉的心境契合。
“邓超是不是有把柄在俞白眉手上?”
“俞白眉一定给邓超挡过枪,不然俩人为啥总在一起合作?”
“邓超+俞白眉,这个组合你懂的……”
这些网上的质疑、观众的批评,邓超其实都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们就是一群不被看好的人,然后自己战胜困难,相信自己可以绝地反击。”
击碎质疑最好的办法,不是无视其存在,而是直面曾经的失败,用作品完成一记漂亮的反击。邓超说,5年来《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从孵化再到拍摄,现在终于可以推向观众,整个项目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至于治愈的结果如何,或许要等到“反击战”的战果揭晓的那一刻才有定论,让我们拭目以待!
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海报。片方供图从乒乓小白到队内天花板
邓超的秘密武器是“它”
“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会打乒乓球!”这个技能仿佛是中国人天生自带的体育buff(电子游戏术语,指有魔法的效果)。虽然自称是“乒乓小白”,但是如果不严格来算,邓超也是个拥有几十年“球龄”的“老手”。
“我是1979年生人,我们小时候不管乒乓球打得好不好,绝对都抢过水泥台,而且还永远抢不到!你去到那就已经有一帮人在那儿围着,后来只能想方设法地直接在水泥地上拿砖划个线,也用课桌组合过球台。”邓超回忆道,“那个时代对乒乓球太疯狂了!”
可惜儿时的运动爱好并没有坚持下来,直到开始准备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邓超才又捡起了这项时间久远的技能。
导演、演员邓超。受访者供图专业的教练、密集的训练,面前不再是童年的水泥台,而是崭新的球台。这一次,邓超要用一万次的挥拍训练,换取一个不让观众出戏的职业演出。
电影中邓超饰演的是从海外归国的教练戴敏佳,在国乒男队陷入低谷时,他勇敢站出来放出豪言壮语,势必要让中国男乒再度崛起。
身为一名教练,还是带伤之身,电影中让邓超施展乒乓球技的画面并没有太多。但是他依旧为了这个角色苦练8个多月,并且改用左手打球又让技术难度翻了一番。
不只是邓超,其他演员也都一头扎进乒乓球训练中,整个剧组还每天举办内部循环联赛。说到这里,俞白眉忍不住插入谈话爆了个料:“我揭发一下,邓超为了赢球,不仅仗着自己得天独厚是导演,就找了几个最厉害的教练给他开小灶,还直接上装备!”
邓超饰演主教练。片方供图原来邓超的角色不打长胶,但他为了赢别人,就偷偷换上了被俞白眉称为“屠龙刀”级别的装备——新长胶。
原本邓超作为导演,训练的时间远不及其他人。“那些演运动员的演员们,拍完自己的戏就会直接去练球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水平突飞猛进,这时邓超确实感觉天花板有点压不住了,他就换成了长胶。”俞白眉生动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
“3天后,那些最爱比赛的演员们,全部被他‘干’掉了。”导演是开心了,演员急了!段博文特意去找到邓超控诉:“导演你不能这样,我们每天练球是为了更积极地演好角色,你换个拍子每天过来把我们蹂躏一遍,这让我们心情很差,更觉得演不好这个角色了!”
剧组人员全国巡回踢馆
打败美国现役TOP5选手
后来,渐渐不满足于内部比赛的剧组人员,开启了城市踢馆模式。剧组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就开始搜索附近的球馆,四处打听潜伏在民间的乒乓高手。赶上哪天正好没戏,几个人一约就开始下战帖踢馆,直奔球馆要求挑战他们最厉害的教练。“我们当时在厦门,几乎把那些球馆都踢烂了!”俞白眉说。
如今,这群走出剧组的演员们已经开始向社区进攻,纷纷到各个小区报名打比赛。今天你在回龙观挥拍征战,明天他去望京单挑大爷。
演员训练。片方供图到了最近的宣传期,大家又聚到一起奔赴全国跑宣传。当时剧组里的18名教练遍布全国,那些拍戏时“约战”的乒乓高手们最后也都成为了朋友,因此这次宣传期大家依旧是走到哪里,约到哪里,“打”到哪里。
这么“牛”的剧组,实力到底有多强?据一名曾经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剧组教练说:“如果我们组个队参加欧洲联赛,也能打到8强吧。”
这句话里面,其实还有一段可以佐证实力的故事。电影里的比利时队有一名队员,是由美国现役国家队选手Tom饰演,他也是美国乒乓球排名前5的高手。Tom不仅能说上一口中国话,很多技术也是在中国练出来的。
有一天,俞白眉突发奇想正好看到一名乒乓指导在旁边,就组了个局,想看看他和美国现役球员的实力差距。
上场前,这名30多岁、早已转行做金融的乒乓指导偷偷对俞白眉说:“你这是让我欺负人啊!”事实证明这不是一句“狂言”,美国现役球员、不到20岁的Tom最终吃了败局。
第二天,听到风声的其他人蜂拥而至都来找Tom,每个人的台词也异常统一,“我是组里的,我也不是职业运动员,不太会玩,我们能比一局切磋一下吗?”
就这样,连输四局后Tom也急了,“早知道,我也说我不会玩”!
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海报。片方供图这段亲身经历带给俞白眉很大冲击,他说不拍这部电影真不知道,原来中国乒乓球水平这么厉害。一个一辈子没有打过职业的业余乒乓球高手,具备的是可以战胜美国现役Top5选手的实力。
那么和他同等水平的人在全中国有多少?这名乒乓指导说,算上省队、国家队,每个省市差不多几十个人,全国就能有上千人。
“中国有上千人可以赢美国排名前几的高手,这是从我们电影的角度,观察到的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俞白眉感叹道。
或许这就是乒乓球为什么又叫国球的原因。电影的最后有一句台词“中国人肯定是最勤奋的”,这里用“肯定”才更能表达出创作者想传递的情绪。正是一代代勤奋的中国人,用努力的汗水、坚定的意志铸成了“中国乒乓”这四个字。(完)
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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