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天才翻译家”金晓宇的父亲离世 遗体已联系捐赠****** 中新网杭州1月18日电(张煜欢 钱晨菲)记者从杭州市中医院获悉,1月18日下午,“天才翻译家”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在该院辞世。记者还从浙江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协调联系,已经帮助金晓宇父亲完成遗体、眼组织捐献的心愿。 去年初,当“躁郁症儿子成为‘天才翻译家’”的故事在互联网刷屏,诸多人感动并好奇于这家人背后的故事,这对杭州父子在媒体报道中开始广为人知。去年1月,中新网记者曾与这对父子面对面,倾听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别样人生。 金性勇夫妻大学毕业后同分配到天津工作,在1972年生下小儿子金晓宇。孩子五六岁时,被同伴用玩具枪射出的针打碎了左眼晶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原本成绩不错的金晓宇在高中时突然厌学,并“性情大变”有了暴力倾向。后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躁郁症),即双相情感障碍。 后来,金性勇夫妻俩带着金晓宇回到了杭州。金性勇在接受采访时曾告诉记者,那时给儿子买了英语、日语、围棋、音乐等方面两百多本书籍。为了让儿子生活更充实,他还在1993年花了一万多元买了台电脑。 再后来,便是“天才译者”的诞生故事了。金晓宇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开启翻译生涯。 但令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金性勇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地负责收外文样稿,买资料书,打印、寄出校稿等工作……但他从不以自己多年的苦心自居,其最惯常提在嘴边的,始终是儿子的翻译事业。 金性勇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常在想,虽然我是五六十年前的大学生,看起来很难得,但能留下的实实在在的回忆并不多。而晓宇翻译的这些书,是永远可以摆在这里的,以后的人也会读到。这是最令我宽慰的事情。” 老人一个人的宽慰,也逐渐成了一群人的共识。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之下,一年来,金晓宇与父亲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在父亲和多方的积极帮助下,金晓宇逐渐打开自己迎来了新的生活,其继续着翻译事业的同时认识了更多朋友,进一步融入了这个社会。 金性勇生前最后的愿望便是捐赠自己的遗体。在记者看来,这也表达着老人对这个社会最后一份珍贵谢意。 金性勇生前接受采访时对记者如是说:“我当然有想过,为什么我曾经这么苦?后来我就想,要把自己的心放平,真正做到一颗平常心——得到的东西就是得到的,谁也抢不走;失去的东西就不要去可惜它,那不是你的。”(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