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特战队员正在进行捕歼战斗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沿河堤快速追击。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 今年年初,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执勤六中队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趁着风势,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山林植被茂密,火势不断蔓延,形势十分紧急。 “队长,让我上吧!”二级上士孔令杰主动请缨,带领几名战友,拿着镰刀和扑火工具,奔向失火现场。 山势陡峭,风向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困在火中。孔令杰带领大家顶着呛鼻的浓烟,成功开出了一条隔离带,控制住了火势。但这一仗,也在孔令杰和战友们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特殊的印记。 在支队访谈教育课上,孔令杰作为受邀嘉宾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大家。 “我没想到,这个当初让我‘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大山,现在却成了我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地方。”授课现场,战友们的思绪随着孔令杰的讲述,一起回到了9年前。 执勤六中队营区地处湖南和广西两省交界处,群山环抱、密林丛生,不但距离市区远,而且大多是山间小路,曲折环绕、崎岖不平。 新兵下队,刚坐上驶向营区的大巴车,孔令杰就有些后悔。从市区出发,车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偏。抵达中队时已是深夜,看见营门口灯光下戒备森严的哨兵,孔令杰突然觉得“像只小鸟被装进笼子”。 面对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环境,孔令杰一时难以适应,丝毫没有了入伍前的豪情壮志。 孔令杰的转变,源自他的班长、一级上士胡灵。 那天,胡灵带着孔令杰来到巡逻区,在离中队最远的一个哨位前停下脚步。“这个哨位被战友们称为‘苗山红哨’,它距离山下一共有303级台阶,是中队最艰苦的一个哨位。这个哨位上站的全是党员,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胡灵给孔令杰讲完哨位的故事,语重心长地说:“历代官兵用心守护的库区,现在传承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守好?” 接着,胡灵又将自己一路成长的故事讲给孔令杰,让他深受触动。 胡灵新兵刚下队时,中队环境较差,做饭主要靠烧柴。于是,完成巡逻任务之余,官兵们还多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上山砍柴,然后背回中队晒干劈好、堆放整齐,保障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大山里落后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繁华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但胡灵牢牢记住指导员讲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山这边的安全,才有了山那头的万家灯火!” 怎样的军旅才算精彩?是风平浪静一路顺风顺水,还是历经风雨收获成长?那天回来,回味着班长讲的故事,咀嚼着班长说的每一句话,孔令杰的心中有了答案:“既然来到这里,那就要成为这里光荣的一份子!” “面对日复一日的巡逻工作,你有想过换岗工作吗?”“在大山里夜间巡逻时,你害怕吗?”“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随着访谈的深入,台上台下交流得越来越热烈。 “思想教育是围绕人做工作的,一堂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能直抵心灵,引人共鸣。”在现场观摩的一位支队领导有感而发。 从“想让官兵知道”到“官兵想知道”,一字之变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变化。一堂课只有听者想追问,才会有亮点,才能紧紧抓住官兵的心。 孔令杰和战友们每两个小时就要围绕库区进行一次巡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当平凡的工作被具象后,在场的许多战友都向孔令杰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现场的官兵普遍反映:“这样的身边人接地气,这样的身边事摸得着,我们喜欢听,也喜欢学!”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融安中队政治指导员赵浩钧(中)和新兵谈心。 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访谈教育课上,让官兵印象深刻的不只有孔令杰,还有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他的一番深情讲述,将教育课推向高潮。 仲夏时节,热浪滚滚。密林之中,武警广西总队第二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张毅文带领官兵一次又一次冲击着自己的极限。 10公里武装奔袭,特战队员们要负重30公斤。此前,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5天的高强度训练,大家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每迈一步都那么难熬。加上那几天持续高温,不少特战队员身体都出现不适现象。 说起当时的情景,特战队员全智尧的表现让张毅文记忆犹新。由于个头比较矮小,很多课目对他来说比较吃力,在转移模拟人时,全智尧的手不慎受伤,鲜血直流。 考虑到武装奔袭后,全智尧还要进行狙击课目比武,张毅文便想帮他拿枪,没想到遭到了全智尧的拒绝:“如果一名狙击手连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拿不稳,那他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全智尧的话给了张毅文很大鼓舞和触动。张毅文在队伍前后来回奔跑,将全智尧这句话传递给每一位官兵。 “只有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才能在战场少流血,多胜算!”配合着情景剧,张毅文向战友们讲述着他带领中队官兵不断追梦、圆梦的故事。一个个血性突击的故事,如响鼓重锤,在官兵心头回响。 访谈教育课上,被邀请的先进典型都和张毅文一样,来自基层一线。他们中,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受伤群众的英雄,也有奋战抗洪清淤一线的党员代表,还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一兵…… “对于官兵而言,一个个‘张毅文’就是一面面打赢旗帜,引领着官兵吹响战斗的号角。”该支队领导说,坚定官兵信仰,教育官兵心向战场,是访谈教育课的初衷。事实证明,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狙击手杜金浩入伍前,特别爱看影片《红海行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电影中顾顺一样又酷又飒的狙击手。 去年,杜金浩在特战选拔中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特战狙击手。他说:“相比于电影里的艺术塑造,我现在的目标更明确了——要像张毅文指导员那样,勇敢追梦!” “讲故事,胜于讲道理。只有不断拉近听者与讲者之间的距离,想方设法吸引官兵‘流量’,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该支队领导说,从“一人唱好一台戏”到“众人共烹一桌席”,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呈现形式,创新推进战斗现场话战斗、身教示范教品行、多人共授一堂课等教育模式。 唱响教育主旋律,呼唤更多新创举 现场观摩这堂访谈式教育课后,该支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黄宇立最大的感受是:“教育创新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变革、推陈出新,既要注重外在形式,又不能偏离塑造正确价值观的主线。否则,只会陷入模式化、概念化。” 曾几何时,黄宇立一度苦恼该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授课效果更好。每次备课,他都挑灯夜战,到处搜集素材和资料,可最终还是收效甚微—— 台下官兵不是“你滔滔不绝,我没有感觉”,就是“你有你的大道理,我有我的小确幸”,或者“讲得挺有道理,但和我的实际生活还有距离”…… 受访谈式教育的启发,前不久,在一堂有关“如何预防手机失泄密”的教育课上,黄宇立另辟蹊径。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他邀请一级上士陈龙生为大家演示手机失泄密场景。 陈龙生曾连续两年获得总队通信专业比武第一名。在演示和互动环节,他通过电脑向一部手机发送了一个被伪装成游戏链接的木马程序。随后,这部手机上几乎所有的信息便在电脑上一览无余。官兵们惊叹之余,纷纷感慨:“以前,这种情节只听别人讲过,还真没亲眼见过,原来手机失泄密离我们真不远!” 小张作为中队文书,需要经常统计许多信息。为了图便利,他曾想出一个“妙招”,在微信里发布通知后,很快再选择“撤回”,他认为这样既能快速下发通知,又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举两得。 “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这么做!想想真是后怕!”课后谈论环节,小张心有余悸,不但及时检讨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想法,还和大家讲述了正确使用微信、依法严守保密规定的重要性。 思维一变天地宽,丰富的授课方式能大大提高课堂的活跃度。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侃认为,在这个知识大爆炸、观念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教育不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个“生态圈”,既要做到与时俱进,又不能出现本末倒置,既要做到“百花齐放”,又不可过于“标新立异”。 不久前,红瑶族历史上第一位女企业家陈英花,身穿瑶族盛装,将自己亲手绣的党旗送到了融水中队。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10多名瑶族群众,她们都是历届“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让新兵了解驻地文化和乡土人情,激发官兵献身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融水中队指导员林远峰以党日活动的形式开展了一次访谈教育课。课上,林远峰特地邀请了当地苗族芦笙队队员和红瑶群众一起来到中队,和官兵面对面交流。 过去,由于祖祖辈辈奉行“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陋习,一代代红瑶女孩被隔绝在深山之中。为了让更多红瑶女孩学到知识,该支队一茬茬官兵自发捐款建起“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30多年来,近600名红瑶女孩从学校毕业,走向外面的世界。 “因为有了‘红瑶春蕾女童班’,我才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才有了走出大山的动力,有了创业的勇气。”陈英花和在场官兵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听着陈英花的创业故事,官兵们对“红瑶春蕾女童班”的理解更加深刻,“我们的一点爱心,可能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上等兵杨宏来自云南大理,从参与驻地扶贫活动到见证驻地村庄发展变化,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和我的家乡一样,都在大山之中,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自己‘家乡’的变化更让人振奋,我会更加努力守护驻地的安宁!” 从教育方式创新到教育理念革新,从优质课程打造到人才队伍建设,该支队以访谈式教育课为契机,逐步打开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溢出效应”。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开展访谈式教育课,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作为访谈嘉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 好教育当念“真字诀” ■王 旭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以来,各级加紧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深耕新作,推进重构重塑。举凡各种创新之变、破立之举,莫过于念好一个“真字诀”。 真对接官兵。搞教育不是搞“空中楼阁”,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在教育“供给侧”上,要牢牢地让“供给端”精准对接“需求端”,守正创新使教育直抵官兵心灵。反观我们现在,一些单位领导嘴上喊着教育革新,但干的仍然是单向度“输出”的工作,没有针对性,也不讲因地制宜,一些标新立异、大道理朗朗上口而战士并不喜欢听的课被推为样板,让教育陷入一潭死水。 真发动官兵。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根本在于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发动好官兵。在教育中,不妨改“一言堂”为“众筹式”,一方面坚持领导带头,发动各级各岗位助力,另一方面把受教育者纳入教育“链路”,让他们真评教,甚至反哺教育资源库,真正形成“大教育圈”,让教学相长、人人受益。 真转变形式。哲学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执永无止境,但在教育上,好的教育方式方法与好的教育内容同样重要,永远都是好课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网生代官兵渐成主流,如果不能通过好的载体、形式、方法,第一时间撬动他们的心灵,就很难让教育课入脑入心。只有不断总结创新方式方法,适应新的形势任务、新的部队实际,不断改进教育形式,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 (余海洋、张亚博摄)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