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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北京9月25日电 题：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记者 马学玲 袁秀月
“如果有一天意外离开这个世界，我的这些账号怎么办？”
因为担心多年经营的网络账号得不到妥善处理，中国上海一位年轻的自媒体博主为自己的数字遗产立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里，记录了另一个“她”——一个数字化的存在。
1000多公里外的陕西，八旬老太崔淑侠对着屏幕，操着方言销售家乡的大红杏：“这杏好吃得很，额(我)给你咬一口，额(我)还没牙，好吃得很。”
三天吸引上千粉丝，每天助销家乡红杏过万元人民币，人们称她为“网红奶奶”。
一小一老“逆龄”操作的背后，是移动互联网改变的今日中国。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什么？可以从一个二维码说起。
收款码、付款码、乘车码、点餐码……无数普通人从二维码开始走进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同时也打开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门。
资料图为北京一商场内，顾客从巨型二维码前走过。 中新社发 樊甲山 摄十年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增长超6亿，移动互联网不断展示着改变现实的力量。电商、社交、游戏、移动支付、资讯等各类APP涌现，互联网创业热潮席卷全国，截至2021年底，中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跃至155家。评论指出，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字经济蓝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11.2%，2015至2020年达10.1%。中国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蓝皮书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将延续快速增长势头，数字经济整体的年均名义增速为11.3%。
中国人的生活在移动互联时代得以重构，就餐、出行、购物、就医等都转移到网上。文化娱乐方式、时尚观念以及消费理念，也随着互联网的风向而变。
移动互联浪潮之中，社会交往方式随之巨变。很多年轻人习惯通过互联网寻找同好，与群体及社会互动。像崔淑侠这样的银发群体，也从数字技术的边缘成为移动互联网新的“流量池”，短视频、直播成为老年人新的社交方式。
资料图为2022年9月9日，福建厦门，参会者在“投洽会”上体验元宇宙直播。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一些独特的网络文化产生，网络流行语、表情包成为年轻人日常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真正的“网络原住民”，中国的新生代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兴趣广泛，充满热情，崇尚个性表达，也热爱传统文化。他们有主见不盲从，拥抱他人也相信自己。
不管是让田园梦走向世界的李子柒，还是拥有众多粉丝的举重冠军吕小军，抑或是冬奥赛场上的苏翊鸣、徐梦桃，他们代表着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视角。
资料图为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举行，徐梦桃庆祝夺冠。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移动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现实中的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眼中的中国。
19年前，希腊《希华时讯》总编辑梁曼瑜刚出国时，有外国朋友问她：“你们中国人家里有电视机吗？”这让她啼笑皆非。
如今，许多希腊朋友用上了中国生产的手机，用中国企业搭建的跨境电商平台购物，希腊民众颇为关心的话题变成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
过去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及其推出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产品，已成为“中国智造”的一张新名片。
许多中国应用在海外市场拥有大批的用户，并在海外落地生根，发展出适合当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中国的文化内容也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网络文学、汉服文化、网络游戏纷纷“出海”，拉近了中外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海外粉丝好奇的不仅是中国发展有多快，他们更在意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农民，甚至包括李子柒。”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说。
像高佑思这样的外国网红，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甚至已成为一种现象。有人调侃，如今的中国互联网，遍地都是“老外”。外国网红和中国粉丝，越来越多的互动和碰撞，正在打破彼此间的文化“次元壁”。
资料图为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后排左一)在北京现场主持一场试吃活动。 中新社发 金硕 摄小屏改变大时代，移动互联网通过连接万物、信息流通，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点滴，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带来的系列次生负面问题不可忽视，值得反思。
数据鸿沟、算法陷阱、信息茧房、社交疏离、注意力缺失、隐私泄露、电信网络诈骗……人们在拥抱数字化生活时，不得不直面这些困扰。
去年，中国制定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久前又通过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时下，中国各地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动作频频，全国层面的立法计划也列入议程。
资料图为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当日，一位男士在北京街头查看手机。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加速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在全力驱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亦在致力用法治驯服“数据”，推动技术发展“去恶向善”。(完)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田飞龙：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作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奠基与制度实践指南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为中国发展经验与智慧的总括性框架。 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见，中方清晰阐明对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系统主张和方案，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关联抱有积极理解和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更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生机。  2022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于印尼巴厘岛闭幕。李志华 摄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但各国各民族如何完成现代化？如何在价值和制度的双重层面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本国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发的现代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下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定型？这是对非西方文明、民族与国家的规范性乃至生存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基本回答，也是人类现代化探索进程的新篇章。 东方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在观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与扩展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础和制度导向。现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历史属性和批判意识：其一，现代性相对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对西方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批判性重构，是以个人理性为内核的文明形态塑造；其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对诸神的放逐与对“全人”的理性界定和升华，人权与民主成为现代性的政治本体要素；其三，现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体系化，并通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实现了全球化，造成“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化等级制”；其四，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范畴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如欧陆现代化、英美现代化等)，但对非西方文明及其国家民族则具有文化压制性和模式强制性(西方在其内部是“复数”，但在其外部却是“单数”)，这是西方霸权及其双重标准的历史与精神来源。  “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田雨昊 摄中国文明与政治体系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古代史进程中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与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体系的方式塑造出对周边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协和万邦”体系，持续进行着文化输出、交流、互鉴，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与安全。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秩序与天下体系的协和秩序遭到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压迫，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与制度上艰难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进程。随着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现代化已是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现代化命运到底会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证自明。  翻拍致远舰资料照片。甲午战争中，致远舰与日军吉野舰对战时发生爆炸沉没。张颖 摄从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历程来看，思想与制度路线的竞争和探索一直在进行。就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化精英展开了前后相继的道路探索，大体包括：其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检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物质技术落后，但洋务运动遭到了甲午战败的挫折；其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康梁维新派的变法改制论，理论检讨范围限于制度层面，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化突破，但变法失败，革命继起；其三，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有鉴于物质、制度层面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中国的现代化精英寻求向中国文明更深处批判与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论，实践遗产是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命题和科学命题。  市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曙光·伟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专题展。杜建坡 摄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精英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实呈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试错、逐步进化的过程，从而在现代化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制度创新层面为革命性的变革准备了基本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离不开中国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过程的接力探索，上述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与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  内蒙古呼和浩特，读者在新华书店的宪法专柜前阅读。刘文华 摄处境与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 作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论”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从历史发生学上，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西方的自信与非西方的自卑，这种结合偶然但持久，现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魅惑来源；其二，从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上，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普适化而持续收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非西方的市场、制度与文化被西方强制性格式化与重新编码，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为一种丧失主体性与平等竞争资格的依附性存在。 非西方之自主现代化内含的主权意识、民族文明意识和全球竞争意识，本来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密码，却在西方现代化霸权转化过程中成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精神自负与霸权基因，从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的基本处境。其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非西方的体系性挑战者，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体系挑战者和主要对手，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二，西方式现代化从16世纪以来累积五百年而成的全球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网络，是西方文明及列强群体竭力守护的遗产，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与全球秩序，故西方霸权的保卫战在精神动员与协调行动上虽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更为凸显；其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渗透、支配及其思想与制度改造，其深刻程度出乎预料，要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基本价值和制度上的制衡与竞争，其理论难度和实践难度需要充分评估与周全应对。  2020年5月29日，香港市民来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门口举行抗议示威，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张炜 摄中国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综合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与民族复兴相伴而行的实践命题，更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场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结构性和体系性探索，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姿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图景和要素来看，有着自身文明根基、实践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其一，国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凸显对大一统智慧的传承和责任，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理解与守护；其二，社会主义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其精神性、公平性、发展性与民主性的整合及结构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验证和体系化落实；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对天下主义当代性、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理性参与和贡献。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阿托卡小康示范新村村民载歌载舞庆脱贫。何蓬磊 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和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绝非复古主义、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而是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创新和实践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必然继续在历史接力和体系竞争中前行。(完) 受访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研究所短期访学(2009.8-2009.9)及担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比较法与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涉外法治。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译有《联邦制导论》《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等12部译著。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观察》《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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